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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剧变带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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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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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其包含的内容有: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的确有一定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产品质量不能提高,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最后导致苏联剧变。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不改革开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人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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